第八十四章我为钱愁(第3/4 页)

已经用能够在证券市场上流通的债券取代了原来的记名债券，因此农民们倒也没有怨言，因为如果他们想储蓄，债券本身就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他们想把资金投入再生产，那么他们可以将债券在证券市场上卖出变现，这也不会对他们又太大的影响。

同盟的各项支出中，大都不能大幅削减，比如支持工商业的财政拨款，那是一点都见不了，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同盟在很多领域中的补贴、减税、免税，都是不能削减的，就是连我也不知道像宋子文这样的大企业负责人向那些同盟议员们提供的竞选经费的确切数目，而只能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在如此情况下，议会是断不会削减这项开支的。再说教育支出，这项支出全社会都嫌少，大概没有人敢说要削减，然后就是政府的经常性开支了，可是同盟政府已经够精减的了，在减也得不到什么油水，反而会得罪人，因此也没多少人说要减，至于军费，军方一口声，太少，他们总是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自然，当此国家还未统一，外患又没有消除的情况下，自然也没有人公然的说要削减军费的。那么好象节流是不可能的了，也只好开源了，这个时候，维持同盟的经济增长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此外，由于同盟有着多年良好的财政纪录、坚强的货币体系、合理的债务结构，在将来的某些时候，举债将会在所难免的现实选择了。

附：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下面的这片引文简要描述当时的货币和物价。希望书友知道张作霖“谋国”的艰难。

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后，1912～1919年间物价起伏不大；到1926～1927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1912年为基数，到1926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25和48，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30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

若以1919年物价指数为100，则1930年大约为129，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3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4元左右。

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11～1920年大米每斤分钱；猪肉每斤1角2分钱，白糖每斤6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到1926～1930年大米每斤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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